在增溫趨勢加速的情境下，更積極的調適，將是不得不的選擇。解方在於具有氣候韌性的發展觀，需要不同（文化）價值觀、世界觀和知識，包含科學知識、原住民知識和地方知識。
為此，在環境部氣候變遷署委託下，本會期望透過線上活動，邀請幾位國內外重要領域專家、學者共同討論，藉此引導、開啟對話交流；也邀請各方朋友，踴躍提出相關意見，豐富原住民、自然解方與氣候人權的內涵。
環境部氣候變遷署主任秘書張文興於致詞時表示，氣候變遷對脆弱族群、社會系統都帶來巨大的挑戰，行政院2022年5月通過國家人權行動計畫，納入氣候變遷與人權專章，象徵台灣於此議題之重視與行動。
2023年2月《氣候變遷因應法》施行，廣泛納入與原住民族、自然碳匯有關條文，包含：協助原住民族穩定轉型（第3條）；兼顧原住民族權益、與原住民族共同推動及管理原住民族地區內之自然碳匯、相關權益共享（第5條）；融入綜合性與以社區及原住民族為本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等（第17條）等制定，原住民於氣候人權議題的關鍵位置漸漸受到重視。未來，氣候變遷署將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及十二項關鍵戰略，從減緩、調適與公正轉型等面向持續關注氣候人權議題。
本次2023「原住民與氣候變遷人權」線上研討會共邀請六位國內外專家、學者參與，首位講者，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漁業、野生動物和保育科學系助理教授Dr Samantha Chisholm Hatfield以「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利用傳統知識」為題進行演講，認為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是用來評估和協助應對氣候變遷影響的眾多工具之一，以重視和評估自然的方式展示部落觀點，促進環境永續且具有操作性。
Samantha強調結合本土和西方（現代）科學來解決環境與氣候問題，至關重要，將TEK納入現代氣候治理與保育工作中，可以將原住民族長期持有的知識體系，納入當前的決策過程，提供經過時間考驗的策略來永續的評估和管理資源。
演講當中，Samantha也分享了其所撰寫之《部落氣候調適指南》（Tribal Climate Adaptation Guidebook）建議部落氣候行動可從認識調適、回顧TEK開始，從將部落調適努力置於中心、識別問題並蒐集訊息、評估脆弱度、擬訂計畫，以及執行和監測行動等五大步驟切入；並以西萊茲印第安族（Siletz Indians）傳統文化經常捕獵的鮭魚、黃金蟹（Dungeness crab）族群數量變化為例，說明原住民參與自然資源管理與氣候環境監測的意義。
馬來西亞特木安族（Temuan）的環境藝術與行動家Shaq Koyok則以「原住民文化、傳統知識與保育」為題分享，認為雖然馬國原住民（Orang Asal）的傳統領域與土地權利得到諸如1954年通過之馬國《原住民法》（Aboriginal Peoples Act）等普通法承認，但在許多地方，例如砂拉越和沙巴（Sarawak & Sabah）地區，仍優先進行大規模資源開採和經濟農園，並未一致性的執行且顧及原住民族處境。
以馬來西亞西部的雪蘭莪州特木安族傳統領域為例，早於1927年起便成立瓜拉冷岳北森林保護區（Kuala Langat North Forest Reserve, KLNFR）面積廣達7,246公頃，但不斷開發縮編至957公頃。2020年2月雪蘭莪州林務局甚至公告要取消940公頃保護區，嚴重威脅特木安族生存、破壞泥炭沼澤森林，以及釋放550萬噸大量的碳。而在當地社群環境與氣候正義運動下，2021年底州政府終於放棄開發計畫，並承諾其中40多公頃土地歸於Busut Baru原住民村莊，作為1933年強迫遷離的補償。
Shaq Koyok指出，馬國政府嚴重違反《聯合國原住民宣言》（UNDRIP）中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原則，讓地方原住民族群體面對氣候與環境變遷處境更為不利；為了讓更多族人、民眾認識此議題，在親身經歷過城市開發衝擊後，Shaq積極投入現代藝術創作，成功爭取到媒體關注，以另外一種方式投入原住民氣候行動。
在國外講者經驗分享之後，緊接著原住民族氣候變遷聯盟發起人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 Iyun Pacidal）以「人權、氣候變遷與原住民」為題，闡述國內原住民族權利觀點，強調沒有原住民族正義，就沒有氣候正義。
她認為現行法規缺乏實質作用，能源政策變相成為掠奪土地的手段；氣候措施實際上規避與部落協商，傳統領域森林的碳權收益沒有分享給原住民族部落；碳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的新型式，現行氣候政策脫離不了財團與資本主義，原住民族土地、生活價值被資本主義制約化，持續企圖量化原住民族不可交易的價值。
為此，高潞建議為兼顧原民權益與氣候的未來，政府應發行沒有到期日的永續債券（perpetual bond），持續支付債息予原住民推動氣候行動，換取傳統領域碳匯管理之權利，以成立原住民族因應氣候變遷基金實現。此外，尊重原住民族生態智慧，為對抗氣候變遷關鍵；淨零政策與措施應諮詢原住民族；成立原住民族氣候變遷工作會報；氣候變遷委員會應有至少30%席次為原住民族等訴求，也希望政府重視。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官大偉，進一步以「氣候變遷、原住民知識與災害管理」為題，以原住民知識對於氣候變遷下之災害管理的助益為例，探討如何結合原住民知識於災害管理循環架構，並提出在災害管理循環中：災難準備、緊急應變、恢復、減災措施等各階段原住民知識可以發揮貢獻的例子。
災難準備階段，原住民知識體系可提供許多有用的環境變遷訊息，以泰雅族地名類型為例，包含（1）直接對災害現象的描述，像是Hnway（水沖過的地方）、Qonaw（發生過土石流的地方）、Knawran（因洪水而荒廢之地）；（2）直接指涉該地之地形、水文、土壤的名稱，像是Rahaw（河階地）、Hagay（碎石）；或是（3）不直接指出地形的特性，但透過故事或擬人的特徵，說明土地利用的規範等方式，像是Mshawhway（好脾氣的地）、Mmbka（壞脾氣的地），可做為防備災與調適計畫擬定參考。
緊急應變階段，部落以家族為單位組織，可進行勘查環境災害狀況、清點部落中實際人口、對外說明物資需求，以及各家戶集中分配食物等工作，補強現代鄉鎮公所行政單位的職能，這在2004年艾莉風災山區道路崩塌交通中斷五天期間，新竹泰雅族鎮西堡部落就有很好的操作經驗。
恢復階段，以崩塌地整治為例，除了傳統工程護坡方法外，泰雅族也有使用赤楊木或其他速生樹種穩固坡地的傳統知識與做法，效果不輸給政府工程，且透過部落運作可更緊密強化利害關係人參與；減災措施階段，泰雅農耕邏輯，對土地利用的觀念也可納入土地使用分區與用地重新編訂參考，例如2019年新竹鎮西堡特定區域計劃政府與部落的協同討論的成果。
官教授提醒，於原住民與氣候變遷人權議題上，從消極面來看，必須避免因為文化偏見或權力關係的不對等，而造成特定人群在因應氣候變遷的過程中被排除或犧牲；從積極面來看，透過跨文化的合作，可以提升人類社會面對日益複雜之環境問題的能力，這是也是原住民族可以有的氣候角色。
針對近期備受關注的自然解方議題，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終身特聘教授兼研發長林惠真，「以自然為本的氣候解方與行動」為題進行演講，引用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定義：自然解方是通過永續管理、修復各種生態系統（包括自然和人為改變的生態系統），以有效調適、應對社會面臨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減緩和適應環境劣化、生物多樣性喪失、防減災、確保水資源和促進人類健康與社會經濟的永續發展。而生態系統服務的多樣性是自然解方的基礎。
林教授強調，儘管大自然具有強大的碳吸存能力，但如果不能從源頭降低對化石燃料的開發與依賴，自然解方不能減緩氣候暖化的速度，也不能作為減少碳排放的替代選項。國內有幾種對於自然解方的混淆概念，應注意並釐清，包含（1）仿效自然的方式被誤解為自然解方；（2）利用太陽能、風能和潮汐能等綠色能源；（3）將生態相關的名詞誤解為自然解方，例如生態檢核；（4）貌似對自然友善的措施，但是用錯的方式或在錯的地點；（5）單純的保育，而非解決社會問題等。
關於自然解方與原住民族，林教授認為，生物多樣性公約（CBD）新目標：2030年前要保護這個地球上30%的土地跟海洋，此政策在涉及原住民土地時更應謹慎，因為原住民地區通常是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地方，也存在著傳統領域、文化與族群發展競合問題，不能因為保育而不去考慮到原住民族存在的事實。
此外，自然解方不是萬靈丹，化石燃料使用是問題根源，只種樹不考慮減少化石燃料使用是不現實的，也要思辨自然、生態解方與漂綠間的差別。當企業保護自身利益時，往往通過資助科學研究，塑造媒體報導和影響公眾認知來塑造政策，而當自然、生態解方被工具化，與碳抵消相連結時，是否會產生富人更富、權力更集中，而氣候變遷的苦果，由大家共同承擔的不利影響呢？值得大家仔細想想。
論壇最後，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陳德容，帶來「淨零轉型、土地利用與氣候正義：漁電共生政策下的鄉村與產業」演講，指出國際氣候行動和臺灣能源轉型政策時，被影響者往往是鄉村土地和相關生產活動。
相對於過去垂直開發的能源開發形式（如煤炭、石油的開採），再生能源的生產與開發，如生質能、太陽光電等，需要大面積土地，對於土地資源稀缺的臺灣而言，相對經濟活動薄弱且土地價格低廉的鄉村首當其衝，急需針對土地使用提出整體的規劃—包含需求總量、開發模式以及配套需求等，並進一步檢視其對於在地的環境、產業及社會所產生的影響。
以「漁電共生」為例，大致可從環境、社會、產業與制度層面來看。環境層面上，漁電共生之相關規定、以及之後所研擬的環社檢核規定，將漁案場開發導向了屋頂型光電、2MW以下之案場開發，原粗放型土池養殖池具有的溼地功能，在此操作下則有破碎化的傾向。
在社會層面，光電業者帶著大量資本湧入沿海鄉村，造成魚塭價格飆漲，對企圖從事養殖漁業的青年形成更高的返鄉門檻，同時也對原本從事養殖卻無魚塭的佃農，形成了排擠效果。
在產業層面，漁電共生政策雖強調「農漁為本」，但在時間壓力與成本考量下，往往難以細緻的考量養殖作物需求來進行案場規畫。因此，多數漁電共生案場仍以光電獲利需求來考量案場設計，原本政府所期待的產業升級，在養殖專業未能主導漁電共生的情形下，未必能如願發生。
在制度層面上，漁電共生始終缺乏足夠的公共參與。從臺南七股對漁電共生的抗爭可知，環境僅為部分原因，更多引發爭議的是始自對個別漁民生計、產業發展以及社會關係的影響。缺乏足夠的溝通與參與機制，導致漁民意見僅能透過陳抗方式表達其訴求。即便2020年經濟部宣布將環社檢核機制入法，此過程中漁民端始終缺乏足夠的代言人與政府、環團溝通，導致其社會面與產業面的困境，仍難以解決。
漁電共生案例顯示了能源轉型是一個涉及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多個層面的複雜議題，同時亦突顯了長期以來城與鄉、農業與工業間資源分配不公的狀態。而台灣鄉村的未來，可以從思考如何解決鄉村土地、產業、生產者剝削；環境友善經營者之社會排除、去小農化；鄉村文化與產業單一化趨勢等問題著手，確保由「農漁產業」主導的多功能土地使用，才能使鄉村因能源轉型獲得正向的長期發展。
更多訊息請見2023「原住民與氣候變遷人權」線上研討會網頁：http://www.eqpf.org/cchr2023/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