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來到高雄，每次來高雄時都覺得相當高興，因為我自己是在高雄當兵的，雖然每次來都是談公事，談論較令人感到有壓力的問題，不過今天還是很高興，主要談的問題是企業社會責任法制化的利與弊，這件事情應該要從比較遠的地方開始說明。
首先，談到的第一個問題，傳統上在處理企業的任何具有疑問的行為時，我們使用二元次的方法，二元次的方法是指出，有一個Internal Governance(內部治理)跟Regulation(法律規範)兩個二元分裂的狀態，意思是不管在公司法、證交法或在其他的法律中，我們試著把完全必須要用強行規定處理的部分，用Regulation的方法處理，剩下的部分，我們會委由公司用Internal Governance的方法處理，所以有些規定我們放在公司的章程，有些則是放在公司治理準則，甚至有些會放在公司的Practice，他們常用慣行方式底下，意思是說，透過這樣的行為，我們可以比較清楚了解，哪些是國家的責任、企業的責任，所以這Internal Governance如同剛剛之前所言有分幾項大的點。
第一個包括公司法中有公司法和Fiduciary duty，就是公司的受任人義務。第二大類是Shareholder welfare maximization這是股東福利最大化的基本原則，這兩項分別是指，公司透過股東的利益成為核心的追求目的，我們希望公司能夠成為一個營利的團體，因為公司本身在設計的過程當中，其目標是相對的明確，所以透過這樣的做法，可以將公司的目標相對的簡化。關於簡化這點，等一下會回來再談，最後會談到公司在內部管理方面，有時候除了shareholder(股東)之外同時考慮到stakeholder(關係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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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keholder中文一般翻成關係人，實際上的做法包括企業的員工、顧客，還有其他的通常指股東以外，甚至是其他對公司、一般的社會大眾，都會認為是他的Stakeholder，於這樣的二分法，回到二分法內部的Governance與外部的Regulation的狀態下，我們可以看到Internal Governance還可以細分成幾組，這時可以重新檢視，到底企業社會責任(CSR)其目的跟所扮演的角色會是什麼，我們在談社會企業責任時，主要的問題在於，第一股東利益的最大化引發一些不滿的意見，這樣不滿的意見主要在於，當企業持有心中所有股東的最大的利益時，將會發現，公司會盡可能的降低成本，盡可能隱匿所有不需要揭露的事項，在這樣的情況下只是為了能夠將他的利益最大化而已。
利益最大化的某種程度上，有可能是一件好事，促進整個資本市場流動、經濟發展，但從另一角度，一個極大化的股東經濟利益企業，必須犧牲到另外一組Stakeholder利害關係人的利益，所以這種情況下，長遠以來我們會發現，Stakeholder跟Shareholder之間的利益變成不均衡的狀態，同時加上近70年來的企業力量不斷的整合與科技發展的情況，有愈趨透過累積而成為更巨大的狀態。
大家可以思考一個簡單的問題，當你在路上看到房子，比較多的情況是由私人擁有轉為公司所有？還是由公司所有轉為一般的個人所有，也就是自然人的所有，我們可以看到愈大型、愈發達的地方，大部分的房地產或經濟資源，都已經被企業掌握，就像在座的各位可能都隸屬於某一種組織，在這組織中某種程度最後還是會連結到會賺錢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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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會發現舊有的Regulation與Internal Governance或許有不夠的地方，我們希望透過CSR的推動，能夠稍微平衡一下日異分離的不均等狀態。接下來，我們知道CSR的可能，或是我們為什麼希望他們能夠扮演角色之後，再來檢視，現在處於的狀態下，到底企業社會責任(CSR)在法律架構之下，到底扮演什麼樣的地位？
企業社會責任，其實做為一種法律的規制，最大的問題在於，它沒有辦法告訴我們應該如何平衡不同的利益，其中的涵義是，假如公司販賣一個御飯糰，正常來講成本是10塊錢，販賣的價格是25塊錢，這剩下的15塊錢，到底應該留多少給員工？有該有多少回饋附近的鄰里，或是用慈善、公益的方式回饋於社會，有多少該留在公司內部，其實這樣的利益衝突平衡問題，基本上很難用法律的方法規定，這是第一個基本的困擾點。
你永遠不知道到底員工應該放幾天假，一般而言，整個企業狀態，到底應該放幾天假，才是好的平衡？所以，我們認為這樣的情況比較適合由各個企業依照自己的情況進行平衡，假如是委由各家公司決定的話，法律上將難以進行通用的規則，進一步說明每年應該挪多少的比例回饋公益，每年應該將盈餘拿多少出來回饋給員工，你會很難做這樣的規定，因為做這樣的規定把企業的多種任務的可能性，造成模糊的影響，當你的企業有發現可能需要大的投資，譬如原來是個電纜公司，想投資到鐵路公司，所以需要把這幾年的錢都留下來時，將會發現到底該怎麼看待這件事情，錢到底要不要分出去給股東、員工或是回饋社會，還是我們就把錢留下來做其他投資。
這種情況基本上是個利益衝突，很難有一致性的規定，每年的情況皆不同，特別是考慮到公司有虧錢的時候，員工、消費者及一般社會的公益需求，是不可能填平這項虧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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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是只有靠另一波的投資人才能填平這件事情，可以發現整個的利益衝突，是比較麻煩的狀態，並不像大家想像的，把錢拿出來這麼簡單而已，這是我們在法律架構下碰到的第一個問題。我們碰到的第二個問題是，當企業股東優位時，其實承受巨大的風險，在整個公司的設計，公司的利益成為最後的分配者，他作為分配者時，本質上很難樂意犧牲個人的利益，把錢完全回饋給國家或社會，所以從這觀點你會發現，在法律架構中非常難成為一個可調和的安排。我們會強調企業社會責任是所謂的corprate morality的下一代進化，大概20世紀的上半，很多企業談到的企業道德corprate morality這件事情，它是CSR前一代的原型，他們會強調公司應該是有一個人的觀念在裡面，所以它會有道德的觀念，不過後來這件事情很多的教授與許多案件都告訴我們，這件事情其實真的非常難以操作，譬如像John Coffee教授，他大概是美國最著名的corprate criminality與corprate law的教授之一，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在1981年出版一篇論文，他的論文的題目叫做《No Soul to Damn:No Body to Kick》，意思是，在公司你們都是一個人，實際上的問題是作為一個人，你要到哪裡譴責他的靈魂、你要去哪裡踢他的屁股，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公司就是一群人的組合，當你說公司欠缺道德的時候，到底在講誰欠缺道德？員工、董事、董事長、大股東，還是政府？前幾年美國的聯邦最高法院處理一個Citizens United的問題，它其實說明的是，公司主張我有言論自由，所以要成立大量的企業捐贈，公司透過企業捐贈直接影響候選人的政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公司是保障憲法的person，因為它是個legal person，他可以主張有言論自由，所以政治捐獻部分有受到言論自由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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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大法官們完全同意，當企業透過政治捐獻，獲得是不當的影響力，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種把企業當作是「人」，認為有道德、社會責任這樣的觀念，一直在各個不同的領域中產生糾葛，你會發現，企業並不是真正的「人」，所以到底該怎麼譴責？當企業主張，若真要享受一個「人」的權力時，最後發現好像不太對勁，所以該怎麼辦？這些問題在法律的架構下，現在的法律學者，是覺得非常困擾的問題，其中並沒有明確的答案說明到底該怎麼辦。
緊接著，介紹完CSR在法律的背景之後，我們來看台灣的現行規定，如之前所看到的，這是之前舊的版本，是在2014年，我們制定新的版本，同時也將名稱改掉，現在有效的規定的是「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這是2014年11月7號公布，原則上，其制定是證交所與櫃買中心，只適用於上市櫃的公司。假如有空的話，把這個名稱打進電腦搜尋，你將可看到全文，全文中可以發現大部分都是任意性的規定，意思就是，它都告訴你要做什麼事情，包含在這些規定裡面，它有18個條文都是用任意性規定，在任意性規定的意思是，公司愛做不做，其實沒有想對誰怎麼樣，所以從證交所跟櫃買中心的立場來說，大部分是個軟性的規定，當然有很多人批評這是政治妥協的結果，在上市櫃公司跟主管機關之間的妥協，唯一稍微有意義的條文是在28條，第28條強制要求上市櫃公司需針對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規定進行揭露，在這動作原則中，其實所代表的意思是，公司到底做什麼企業社會責任的事情，一併整理出來與大家講，以好的觀點來看，非常鼓勵企業執行，但並沒有強迫企業一定要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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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壞的角度觀察，這項守則並沒有想像中發揮那麼多的功能，緊接著，證交所又做「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在網路上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全文，其中的邏輯也是一模一樣，它並沒有任何處罰的規定，意思是一切內容都不揭露，我們只能夠套用一般通用的方式，就是指一般違規的情況要求企業改進，或者比較輕微的處罰，整體來看，我想可以明確地說，台灣現階段於CSR的法制化是非常初步的狀態，意思是非常軟性的。軟性有包含兩個觀點，其一是認為CSR是個合理的折衷，如同前頁所講的，公司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應該拿多少比例的金錢回饋社會？
我們沒有辦法很明確的說明，假如我跟你說，公司目前過去三年賺很多錢，可是如果預期未來兩、三年將有個金融風暴、經濟蕭條，如同現在看到的情況，你跟公司說要拿固定的錢並冒著犧牲員工的勞動準備心態，或是經濟不景氣時，會跟企業說，你管太多了，這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事情，我們不應該這麼做，應該優先照顧股東跟和員工，企業主這樣回你的時候，將發現這中間確實有存在矛盾，所以軟性其實是好的，但另一個是不好的。
從主張強化CSR的觀點確實不夠，另外一個觀點是，在還沒有完全確定的情況底下，不應該在這階段出現太多的非任意性的規定，也不應該做強行的規定，關於這個問題到底該怎麼看？不管是贊成或反對，我覺得還是要回到二分法，我們必須清楚理解，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本定位，才可以知道，我們應該要將這項工具推到多遠的地方。首先，關於二分法，大家可能還有印象，二分法的下方是Regulation，在上面是Intern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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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發現Regulation有非常高的執行成本，其執行成本主要來自於國家必須養一批專業的人，然後制定相關法規，而且規定本身，一定有它的僵固性，所以不見得能夠套用在所有的人，有些人覺得這項規定不適用。譬如說，法規的僵固性，對大家來講，應該不會特別難以理解，就像每個人的車、路況、駕駛人技術皆不一樣，都遵守相同的時速，或許不是最有效率的方法，另外，從Internal Governance內部治理的觀念來看，現在所謂的控制股東，確實是個問題，台灣的企業目前仍有控制股東的存在，假如從控制股東的觀點探討，CSR會製造股東們心理上的壓力，他們不可能完全無視於主張CSR的聲音，然後濫用CSR控制股東的地位進而霸凌或欺負，或者是忽視小股東、股東、其他股東與員工的意義，所以從二分法的觀點來看，假如想放棄CSR的話，碰到法規本身要擴張的範圍變的較多，從企業治理的觀點來看，台灣的控制股東存在，確實讓我們有些理由相信CSR還有進一步推廣的空間，不過到底要怎麼做？第一個，我們可能的解決方法是，以目前的規定，其實非常軟性，假如希望它能夠真正有效的被推廣，我們還是要回到整個社群或環境，整個業界的self-awareness(自我意識)必須能夠真的自覺，並不是為了賺每一塊錢就願意在法規容許的最上限汙染，以法規合法規定的最上限污染與我們相關的環境，只要能夠自覺地改變這件事情的話，透過CSR的鼓勵，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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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情況則是，假如想增加CSR的影響力時，我們可以透過另一種方法，假如把CSR的違反當作是producer duty breach(生產者責任)在真正違法發生的時候，讓法官當作是某種裁量，或者是量刑的判斷思考的因素，或許會增加企業扮演較好的CSR功能的誘因。意思是說，假如可以證明我的公司不小心發生火災，或某種汙染的情況，若我可以證明公司確實過去十年來對社會回饋很多，是一個重視CSR的公司時，或許法官應該把這點當作一個考慮的選項，並從輕量刑。
某種程度來說，我覺得從經濟犯罪的觀點會增加一些，我們守法或是較積極的推廣CSR的誘因，這兩個是我覺得目前可能比較出現的妥協，或使用的取徑。
最後，看看幾個可能補充的點，台灣過去這幾年發生非常多令人困擾的事情，從最近的八仙塵暴，到之前的廢水、廢油事件，甚至是航空空難，我們都可以意識到每次事件的發生，對於所有的相關人、各個不同的家庭，都造成非常大的痛苦，包括可能的大型災害，你會發現這些情況，是單純意義的違法，政府不見得能夠在違法的情況下處理到那麼多，譬如塵暴到現在我們還未確定，遊樂園本身應該承擔多少責任，法院仍未說明，事實上在法律圈的討論，也都還沒有定論，所以從這個觀點來講，我們知道這完全依照第一個圖的Regulation，但還有它的侷限，所以假如我們發現有侷限時，另外的方法是推廣其他工具，當你有兩個工具可以使用的時候，發現另一個工具不太好用，你就應該思考是用原來這項工具，還是再進一步地觀看有什麼是還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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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推動這樣的做法時。我們還是要知道，雖然我們可以用Regulation為中心，以所謂的Internal Governance為輔助，不過還是要更清楚的意識到Regulation這個方法原則極限，就是由政府進行管制時，你會碰到幾個基本的問題，包括所謂的corporate criminality公司本身不能夠坐牢的這件事，若用刑法處罰，到底有什麼意義？無非就是罰錢，假如到最後還是罰錢，負責人沒有坐牢，其實你根本看不到任何效果。第二個，民事沒收，我們是否能沒收相關資產，譬如像力霸案，或經濟犯罪的個人，他們掏空公司的資產、財產是否拿的回來，或如何有效的將他們經濟上的誘因取消。
這是在Regulation中還有幾個需要考慮的，最後我們鼓勵企業本身內部有吹哨者（Whistleblower），我們覺得這是避免公司長期違法的有效管理方法，所以當我們在看CSR的現行法規，它應該怎麼處理時，我們可以發現，很多事項都需要繼續努力，這是我的簡單分享，謝謝大家。
主持人(高思齊)：謝謝林教授精采的演說，我有個問題想請教您，剛剛提到要讓企業社會責任更有power的方法，因為現在是任意性的規定，如果是強制性的方法，又會有很大的人力成本，所以，您提到新的取徑，就是有點軟中帶硬的感覺。有兩個方式，一是將企業社會責任整合進董事的受任義務（corporate fiduciary duty ），其二，在公司違法時，做為量刑的標準，不知道這兩個新的取徑，國外有沒有適用的案例？
林建中：基本上，這兩個問題，在美國都有這樣的操作經歷，美國在1980年代，開始做sentencing guideline(判決準則)時，他們針對企業的重複的系統性疏忽，有非常等級化的區別，後來在民事部分有這樣的前例。
我們可以假設，這不是以標準意義的前例，像「前科」指的是刑事意義，它將之前過去的紀錄，當作判斷的依據與參考時，他們覺得這是比較容易分辨到底這個人，有沒有把事情做好的方法。確實都有在做，個案裡面，法官也非常積極的運用，當然不會是最後決定的因素，可是在各個不同的判決裡面，都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有努力在使用上的可能性，我覺得這樣的可能性以目前他們的經驗，並沒有太多的後遺症。
整體來講，從會議室到公司，尤其當公司越來越大，不太可能像以前舊型的公司，說我們三天、五天就要取消，或捲款潛逃或者跑不見的時候，你會發現在公司具有長達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壽命時，這樣的做法確實會引發公司內部的員工，想把這些事情做好。在老闆、經理階層或是下一代的股東，他們都會有誘因將事情做好，我覺得這是鼓勵大家往長期看待的好方法，這是我簡單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