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興來跟各位談談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法制。
CSR的法制它最重要的一個精神就是要把一個好的事情、善的事情能夠擴大化極大化。當我們有一家航空公司它在董事會突然決定要把公司解散，它只關心一個問題就是可不可以停止虧損，在那個時間點在那個半個小時或一個小時的董事會裡面，他有沒有想到員工、他有沒有想到最佳的解決方案，恐怕是很少的，像這樣的案子裡面我們都覺得它不是一個好的公司自理跟社會責任的典範。
另外一個味全公司的例子。這家公司它所銷售的產品在那麼多的生產線上，它的董事會竟然一點功能都沒有。當我們買到所謂餿水油或是地溝油的這些產品的時候，我們的公司、我們的法制、我們的社會對於它的董事長對於它董事會的運作其實一點辦法都沒有。這個就是我們是不是要有一個更好的制度，對於無法善盡社會責任、危害這個社會的公司治理制度，是不是要做一些改善挑戰甚至是必要的革命？
我們關心的環境的問題、我們關心的員工的問題，它不只是一個社會運動，同時在法制上必須要把所有的公司拉到最高、或是中上以上的水準，這就是我們覺得CSR法制重要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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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不只是臺灣的問題，全世界都用政策法制來改善結構。大的一點來說，之前聯合國安南秘書長當秘書長的時候，已經提出UN的Global Compact，即是所謂全球盟約。在這個工業裡面要求所有的跨國企業對於所謂的勞工、環境還有行賄這些都必須有一個很好的控制。
安南秘書長訂了這樣一個事情之後，很多的國際企業主動地簽署，他們主動簽屬本身是有他社會責任的意義，但是也有其他經濟面的考慮，而經濟面的考慮是什麼?全世界有那麼多的退休基金，他如果沒有一個很清楚的社會責任，我是沒辦法投資你這家公司的。
我記得在將近五年前到美國去參加一個法院的開庭，這個法院開庭是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有家全世界很大的一個連鎖業者，他到墨西哥去做生意時涉嫌行賄，所以有一個人站出來說你不可以這麼做，這家大型的賣場公司就叫做 Walmart，可能各位都知道，但到底是誰去告他呢?伊利諾州有一個退休基金，去告這家公司，說你不可以這麼做，即使你公司賺錢的，但是你來破壞了那個國家基本的清廉秩序，所以Global Compact提出來之後，不僅很多國家很多大型的企業都加入了這個Global Compact，同時它後面的經濟壓力也不得不讓這些公司必須要認真的思考更積極的策略。
在Global Compact簽署之後，很多大型的、國際的基金組織它開始組成很多很大的聯盟，我們叫 Principles for Resposible Investment (PRI)，所以一個好的法律，而法制又透過市場的力量，就可以把一個法制很清楚地落實。
在Global Compact訂定後，我們其實有更多的制度都不斷地在推動，所以不管你是在螢光幕前或者是在座的各位，我們都是一個積極的參議者，所謂的正義、公平、員工的保護、環境的保護從來不是老天爺給我們的，從來不是我們隨手可得的，都需要經由我們的爭取、我們的push才能夠創造這樣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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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這樣的一個機制慢慢地也影響到很多全球的公益性組織，覺得應該往這個方向走。譬如說有一個組織就是負責國際性的CSR report我們叫做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這個組織覺得既然很多公司有一個Global Agenda、有一個principle原則願意去遵守，那細的動作呢?是不是說一套做一套呢?必須要求把所有的事情說得更清楚。
所以GRI就開始把所有的遊戲規則訂得很清楚，包含哪些項目呢?第一個是impact，自己要去分析一下到底公司外面的人關心我什麼事情，華碩人家關心的是你自己在設計的時候有沒有採用所謂汙染環境的物質，你有沒有建立一套系統當別人買了這個華碩電腦之後他可以來申請回收；台達電，人家在關心你CO2的排放有多少，而國泰金控人家關心的是你是否能夠幫助員工創造一個更好的環境。
這些東西不管是大的或小的細節，都在GRI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把它訂下來。臺灣並不是GRI的強制性的member，而是我們自己願不願意公司來採行。在早期的歷史等於一開始的過程裡面，臺灣很多公司在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裡面，其實百分之五十是化妝，就如同我剛才進來要化妝一樣，它本身只是把公司它自己能夠捐多少錢、它自己爬玉山、把自己把它做一本書，但是在這幾年因為味全的問題，當然還有很多公司的問題，我們的金管會要求資本額一百億以上的公司，還有特定的金控公司、環境的公司，本身都必須要把這些很細的GRI的規定訂下來。所以臺灣在這幾年幾乎所有的大型公司都有訂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我個人這幾年剛好有幸的參與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我們積極地去對於這些企業報告書，一字一項的去看它們，到底是不是真的按照它所講的這麼做，如果媒體的報導不一致，其實我們都會對它做一些挑戰，對表現比較好的企業，我們在每年的五六七月都頒獎給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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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已經成為企業展現是不是對環境友善，在整個行政措施是不是對勞工的友善一個非常重要的報告書。在五年前我已經非常關注臺灣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做的好不好，所以我看了各國對我們臺灣的評分其實都不是很理想，這個對我是很不服氣的，我記得我們臺灣還是有很多善良的公司，希望把公司除了能夠cover所謂的財務的獲利之外，也能夠在環境、勞工能夠做的很好。
這五年我不斷的push我們的金管會，應該要提高編列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法規標準，這幾年因為我們碰到了很多的問題，金管會它就比較敢大膽要求這些企業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我期待有一天所有的上市櫃公司，它只要有上市櫃的一天就必須要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我期待我們所有的國營企業而不只是上市櫃公司，我們很多國營企業是沒有上市櫃的，例如台電，所有的國營企業都要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我期待我們證交所要求別人做企業社會責任的時候，自己也要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我也深刻的期待我們所有的大學它要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因為它跟所有的學生跟它環境的社區其實關聯在一起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它不只是一個文件，不只是一個透明化，我們可以去看、我們可以去挑戰、我們可以去思考、我們可以去研究的一個報告書，它同時也是一個每次在編報告書的自我體檢的機會，所有的上市櫃公司如果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它可能都有一個工作小組或是所謂的CSR的秘書處，我最近跟很多公司的CSR負責人互動，其中一位負責人他說好棒，他編了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自己就能夠定期來思考到底今年表現的好不好、公司的CO2排放降低有沒有還可以控制的。
有一位企業永續長，他跟我這麼說，當他做了這個工作之後他開始在思考他自己可不可以成為臺灣的典範，甚至成為這個領域裡面的全球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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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企業基本上是被動的，他所思考的是成本,他所思考的是不是事情可以少一點，但是當他進入一個好的領域且覺得是一個重要的領域的時候，他會做自我的省察。所以整個社會對於企業其實應該有更廣泛的要求，全世界如果按GDP前五十大的國家，如果也包括企業的話，我看Apple、Facebook大概在前幾名，所以當我們如果不能把企業社會責任做好的時候，這個社會永遠只有一半，而不是那麼有power的公司來做自我的調整。
所以我們在Global Compact之後我們看到我們有一個很落實的力量，那就是CSR的報告書，我期待這個社會有更多還有包括主管機關能夠實踐我剛才的理想，要求所有的上市櫃公司在上市的第二年就要編寫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同時指定他們公司的一個專任或兼任的人員能夠負責企業社會責任，經過這幾年的努力，臺灣稍微有個成果。
國際性有個投資的組織Bloomberg，如果你在做投資都曉得這樣的一個組織，它在評分亞洲地區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報告書，我們臺灣是第一名，也就是說臺灣人可不可以做的更好，可以的，臺灣人可不可以真正是臺灣Number one，答案是可以的，只要我們的社會給一個好的事情、善的事情不斷地宣導也不斷給壓力，我們整個社會就會往前走。
我個人對於臺灣所有的上市櫃公司走到這個境界，就是它與臺灣善的力量加上西方所謂的透明的機制能夠達到我們最理想的結果，我有信心，而且是深刻的信心，因為我們臺灣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好的理念可以把我們自我的認同價值變成全球價值、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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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我覺得臺灣在CSR的實踐上其實要往前走，我的第二步就是這個國內的報告書，下一步其實是臺灣的企業怎麼樣再做海外的拓展的時候，能夠也盡到企業社會責任，也就是當我們在曼谷開工廠的時候，也就是我們在胡志明開工廠的時候，都能夠用CSR的好的原則所謂的ESG，E就是環境environmental，S就是social，包括員工還有對當地的社區，governors我們對公司自理財務的績效，ESG都要做到最好，我第三步的夢想是臺灣本身這些有能力到海外的公司，臺灣在1990年之後其實已經大幅地到海外，其中第一步是中國，我必須要說我們在中國市場投入非常的多，但是並沒有展現臺灣的特質,那就是臺灣的善的力量，在環境、在勞工上能夠達到最理想的狀況，這幾年我們在中國其實已經慢慢的退卻，但是無論兩岸關係怎麼發展，中國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地方。我期待我們不管我們在中國，不管有多少利益，我們都要成為華人的驕傲，也就是說當我們的公司在華人的社會要建立一個工廠、要建立一個品牌，它最大的優勢其實並不是一個最大的market share，而是讓人家覺得尊重。
我記得雷根曾經講過的一句話，他說：「有時候我不一定在乎你喜不喜歡我，但是我必須要讓你尊重我。」所以當我們在任何國家發展的時候，要被人家尊重是第一步。
所以在中國的這一塊我們可能必須要重新想想我們未來的經濟戰略是什麼。但是我覺得無論我們有多大或多小，我們要在中國表現的就是一個現代的華人文化，是一個高雅的華人文化，是一個重視社會責任的文化。台達電在中國有很大的投資，它第一個關心的問題是關心員工怎麼樣，生活怎麼樣，要把大陸的員工在中國能夠很大的發展當作它非常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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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事實上應該從08年開始，我們因為中國的這個成本的提高，慢慢往東協走，我們的小英政府也特別提到新南向的政策，但是我很不幸的說，我們其實並不是普遍性的，在自己的國內社會責任做的好，而在海外其實並沒有用最高的標準來看我們自己，今年上半年的時候我剛好到胡志明市拜訪，我看到馬路上一堆警察，我問他們為什麼，他們說：「因為要抗議台塑鋼鐵公司」，在那個馬路上要做抗議，幾乎是警備齊全，在那個時候我真的不敢說我是臺灣人。
也許有部分的政治議題，但是我更相信其實我們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我們的代工廠在那個地方是重視社會責任的，不只是用中國的員工到越南，我們台商很喜歡把大陸的員工送到越南去，他所做的管理的方法其實不是社會責任的管理方法，所以第三步我會覺得臺灣現在又要進行新南向政策，我覺得小英政府或是未來所有的領導者要把企業社會責任跟未來的來新南向來投資一定要結合在一起，我們到那個地方是展現善的力量，我們要創造就業的機會，這才是我們需要做的，所以我們未來的企業社會責任跟未來所謂的社會責任的法制應該把它拉到全球性的運轉。
我第四個夢想是我們臺灣的中小企業，我們看到最近的報紙談到我們的漁船，對於很多的漁工其實並不讓我們覺得驕傲的，我們是一個聯合國人權議定書的簽字者，任何人只要是我們有能力去管理他、照顧他的，不管是上市櫃公司或是中小型企業，我們都要有一套機制。如果不是金管會管的，我們所有的機關主管機關其實都應該來有一套法制，去讓他對於如何來對待員工、如何來對待環境有一套管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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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四個夢想是不只是我們個人、不只是我們大企業、不只是全球性的營運，我們的中小企業也能夠在社會責任這個路上走。這個是最困難的，因為臺灣有很多中小型的公司，它的方法之一其實就是主管機關對於特定會涉及到CSR法制的這些員工，譬如說剛剛講的漁船的公司，我們會聘請國外的這個漁船的員工，他也是人、他也必須要受到一個合理的管理跟合理的保護，這就是我第四個夢想。
當然最後一個夢想是我覺得臺灣是一個被應許的地方。我們從一萬多年前兩萬多年前，從很多南島的國家到臺灣，然後很多的閩南人，然後也有很多的外省族群都在臺灣這個地方，到底我們的mission是什麼?我覺得我們是應許之地，我們有個特別的一個承諾就是把臺灣變成一個善的地方，企業是一個重視社會責任的地方，同時我們要幫助新興國家進步，如果這樣的過程能夠達成，我們要求的不只是GDP的成長，我們所要求的是我們的價值被全世界看見，那個時候臺灣被看見的就是我們的價值，是一個被尊重的力量，我就說明到這個地方，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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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高思齊)：謝謝陳教授的分享，現在立法院有幾位立委在談那個企業社會責任的立法，您覺得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制化和公司自理的好壞是成正相關嗎?
陳春山：公司自理其實是社會責任的一環，就是我剛才講的ESG，G就是治理，所以這兩個其實是搭配的而且是應該密合在一起的，公司治理應該是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大目標，而企業社會責任必須要有好的公司治理做基礎，所以所有的董事、董事長其實都應該認同這樣的概念，我個人非常贊成將來在公司法的修正能夠把企業社會責任直接間接強制或任意我都接受，要把它變成當你設了公司，就不能夠只想財務數字，其實跟所有的關係人都在一起，很多國家其實就把企業社會責任都放在它的公司法的立法裡面，其實這可以來做一個討論跟思考。
主持人：我再問一個問題，就是您覺得在立法的過程中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原則是要重視的?
陳春山：我覺得第一個，更大的更多的公司來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然後對它企業社會責任的報告書的實際的作為作一點檢驗跟要求，我覺得這是最第一步，因為是最快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聘請很多的員工，他們對環境有很大的影響，這是第一個短期內可以做的，現在目前是一百億，我覺得五十億、十億的公司其實都要嘗試，不要用那麼高的標準去看它到底編的好不好，讓它先做，先做學習；第二個把公司法的概念從我們公司就是要用來賺錢，賺錢其實只是證明它成功的方法，我想所有的人活到有一天他都不可能忘記他的存款有多少，但是他最重要是跟他跟環境的人相處的好不好，所以我們要把公司是不是能夠思考更多型態的公司，有些公司它根本就是創造出來就是要照顧員工照顧這個社會，我覺得第二個其實可以來做思考；第三個就是我剛剛講過的要把社會責任這一塊拉到所有的公司都要去思考它，這個社會其實要慢慢的理解我們的法制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善的社會，是把這個放進來對於臺灣的價值對全世界的認可是一個非常正面的力量。